独家采访:理查德•李华–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

当前,学术界围绕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相结合的研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主要归因于欧洲和中国在过去的30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且双方在历史上的合作还从未如此紧密。在这此专访中,理查德·李华教授介绍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关键因素,并指出创新管理者应该怎样从这种中西结合中获益。

原文:Exclusive interview: Richard Li-Hua on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Management with Eastern Philosophies (独家采访:理查德•李华–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

IM:理查德,感谢您再一次接受我们的专访,您能简单地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研究课题吗?

理查德·李华:首先,我想向InnovationManagement.se的读者们拜个晚年,我很荣幸再一次来到这里并就“经济后衰退期,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这一热点话题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想法。

IM:这仿佛是一个包含许多疑问的话题。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

理查德·李华:先回答你的前半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涵盖许多问题的话题。许多人都会不禁问道:这种结合为什么这么重要?怎样正确地结合?在经济后衰退时期,这种结合最实际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确定要这么做吗?

确切讲我是在2009年提出这个话题的,当时我还在剑桥大学。作为一个访问学者,我被邀请主持一个主题演讲,于是很自然地饶有兴趣地找一个合适的话题。所以我选择谈及一下2008年的经济衰退,并打算发起一个“在当前经济衰退时期,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的话题,那时的题目是“当前经济衰退时期”。从那时起,我在中国、美国还有英国举办了超过30期的主题演讲研讨会—这个主题在这些地方都很受欢迎。当然,我每期都更新研讨的内容,经常往里面加一些新的内容,因为我每次都是跟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听众分享的。

IM:为什么这个话题如此必要?一般来说,这与管理者,特别是创新管理者有什么关系?

理查德·李华:作为一个战略管理的教授,我所关心的一直是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正确评估。当我们谈论战略管理时,我们总要讨论如下三个方面:战略地位的识别、战略的选择以及将战略转化为行动。我们要怎么做?怎样识别战略地位?怎样做选择?怎样完善我们的行动?方法是什么?我们必须运用一个战略工具—内部和外部分析。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比东西方超过30年了。我个人在中国工作了15年—我最后任职于一家跨国公司的CEO—而且又在欧洲高等学校工作了15年。因此,这30年让我见证了许多的转变—自然完成了东西方这段时间内的对比。

IM: 您能多给我们讲一下这些转变么?

理查德·李华:如果你只盯着看西方发生了什么—很明显这是凯恩斯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从经济角度来看,任何公共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而私人的东西都是好的。这便会导致一些私人的商业活动增多,而国有的则会减少。举个例子,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私有化,出现了很多企业,他们拥有部分铁路系统:铁轨所有者、铁路所有者还有引擎和火车的所有者。毫无疑问,那时候当一个交通部部长可不是一个好差事!

IM: 确实是!

理查德·李华:一切都源于私有化,其次便是自由放任政策。这是伴随放松管制的一种信号。而且这导致了“缺陷商业模式”的发展以及2008年金融泡沫的破灭。

IM: 那中国怎么样?中国是怎样转变的?

理查德·李华:鉴于过去30年所发生的一切,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求同存异”,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可以不去争议,这一观点与30年前“我们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愿要资本主义的粮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是对一国两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隐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存。在一开始时你提出想听一些创新的想法—这正好就是东方哲学“求同存异”激发创新的含义。

更进一步来说,中国是一个对两种制度都有很好理解的国家,一个通过求同存异既实现经济目标又满足国民需求的国家。这种儒家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思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并使其顺利交接。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去年12月26日,是京广高铁全线贯通的日子,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天时间内经历4个季节。怎样经历?你可能会知道,北京天气很冷,大约零下20摄氏度,还下着大雪。你从这里出发,然后上高铁,在8个小时内以310公里的时速到达广州,那里零上25摄氏度,感觉像夏天一样。人们边逛街边流汗,阳光明媚。这种经历就是中国的创新。我称之为科技转换创新。

在我的新书《中国企业竞争力》中,我解释了外国的技术和对外直接投资激发了中国的研究和创新,帮助创建了中国经济。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些创新意味着中国竞争力的增强。我相信西方的领导者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IM: 中西方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理查德·李华:在管理学中,我们总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正在用20世纪的方法论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弗雷德里克·泰勒,海利·法约尔,哈罗德·库兹,彼得·德鲁克—他们都对管理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埃尔顿·梅奥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通用动机理论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事实上,我们对人们怎样在组织外部进行活动了解很少。而且正如在任何组织里,你根本看不到组织界线—但是,人们有动力去做出改变,培养创新并且抵制住非正式组织带来的压力,当然我们需要先了解非正式组织。我们必须要激励人们。实际上,彼得·德鲁克通过结论讲述了管理,而且如果你喜欢美国式管理,那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标志,一个里程碑。

还有熊彼特和他关于创新的理论。自从他于1912年在他的书“经济发展理论”中发明了“创新”这个词以后,“创新”就从未被人们忽视。太棒了,创新改变了世界,引导了未来。

当前,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西方的管理学者会赞同我),无论来自哪里,没有一个学者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灾难。西方管理者没有能力解决这场危机。

IM: 您能阐述一下这种东方哲学吗?

理查德·李华:当提到东方哲学时,我常常会引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特别是孔子、孙子和老子。

老子以他的“无为而治”著称。例如:当你看一颗树时,你并不能意识到他在长大。然而如果你10年后再回来看,当年的一颗小村苗就会变成一颗参天大树。至于孙子,他的贡献则是“孙子兵法”,其精髓是不战而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很多的学校和学者在研究,但是中国/亚洲哲学并不彼此等同。用另一个成语来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以,求同存异根深于这些亚洲哲学之中。

IM: 在您关于西方管理和东方哲学相结合的介绍中,您也提到了几个其它有趣的术语。您能详细叙述一下“在达到成功事业顶峰之前辞职”和“两只看不见的手”吗?

理查德·李华:当然可以。在达到成功事业顶峰之前辞职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人们常说肥的母鸡更容易先被杀掉,或者说最高的树倒的最惨。这是一种中立,并且与某种平衡,能量流动分布有关,一种自然调整。

至于“两只看不见的手”—有一则轶事。这是关于中国获取成功的经典案例,一只手是市场力量,另一只手则是道德力量。它们来自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两本都是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这两只手就是中国学来用作实践的战略思想。

怎样结合?通过采取规范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战略方法。规范指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本质,而应急处置则是应对挑战的方法。例如,当你面对一条河时,你不知道水有多深,所以你扔个石块试一下,这就称为应急处置方法。

以上就是关于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相结合的一个方面,这正是我将要在书中解决的。另一方面则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合。硬实力就是指外商投资(FDI),由国外科技创新组成;软实力部分则是中国自身的学习和消化能力。

IM: 回到所有高管们都面临的挑战上,哪些是最突出的?

我认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发展得很顺利,但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未来将属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体,同时还需要有良好的环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人们都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看看蓝天,不用为吃饭的问题而发愁。过去,我们有一个概念称为“地球村”—今天随着全球化、在线网络的发展,这个概念已经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微博”上,我有一个账号。如果我在上面放一些好玩儿的东西,我那些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朋友和粉丝都可以马上来评论。然而,在这个70亿人口的地球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拥有13亿的人口。所以中国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密切的关注。全球的密切关注就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全球的机遇。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是中国的机遇。这是他的观点,但是怎样把这个观点与世界的其它国家分享呢?我的观点是: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是唯一的途径。

我想提的第二点是关于超越西方的问题。正如我提到的,我们已经拥有了优秀的管理理论,但距离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还差的很远。我理解西方的政治家们自2008年以来一直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希拉里•克林顿在告别演说中讲道: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试图解决一些老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集中在:当一股新的力量遇到旧的力量时,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中国对美国。我感觉这就是21世纪的挑战。西方与东方都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能通过紧密合作才能走出困境;合作与结合是发展和繁荣必备的战略眼光。

IM: 所以说21世纪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

理查德·李华:确实是,你注意到钓鱼岛上发生的事情了吗?这个岛是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也是最近的热点话题。日本声称这是属于自己的领土,同样中国也说是属于自己的。两国之间气氛很紧张。在21世纪,这就是当第一和第三看到第二崛起时的反应。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时报》预测,中国会在5年内发展成全球第一经济体。由于当前第一和第三经济体是同盟国,所以政治反应还有些合理,并且反映了国家实力转移过程的复杂心理。

尽管如此,虽然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西方管理与东方哲学的结合,但经济规模和创新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5年的时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创新能力(或者创新指标),中国现在在什么位置?排名很靠后!因此中国有许多创新构架和实施策略的东西要学。

事实上中国确实有一套策略。到2020年,中国将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导向的社会。那将是中国共产成立100年的时候。到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国将可能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强国。中国面临的挑战显然将涵盖所有这些雄心。

在一开始,我曾提到中国古代哲学家怎样激发创新。这些创新都只是概念创新。科技创新则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追赶是必须的。创新、工业生产、环保科技、可持续发展科技、环境变化,这些都是中国正面临的挑战。

IM: 可惜,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理查德,您能为我们读者总结一些剩下的问题么?有什么要做的?怎样成功?

理查德·李华:总之我想重新回到战略管理这点上来。如果公司是美企,了解美国,熟悉美国市场并不够,因为这只是内部的。你还必须进行外部的分析—外部环境分析。你必须与欧盟,其它市场,金砖四国,新兴经济体等取得联系,并且试着预测2020年之前机会究竟在哪。

反之亦然:如果公司是中企,我给中国高管的建议是:如果你已经熟悉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你了解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机会,但是这仍不够。这也只是内部的。外部因素存在于欧洲和美国。战略管理需要首席创新和财务官来进行这种结合。这是成功的关键。

编辑:Erik Chang 张正明

作者简介

李华(Richard)博士,是桑德兰的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发展学教授,兼创新,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家能力的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作为技术和创新方面世界知名的专家,在国际技术转移与中国商务和管理领域是国际公认的权威。他频繁地在国际会议上演讲,并经常在国际领先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最近的两个英国首相计划2项目(PMI2,中英联系与美英联系),旨在促进和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重新定义企业家能力,就业能力,创新和国际化的概念,特别是在英国,美国和中国。这使他能够建立强大的跨国文化,联合大学的研究团队们,让英国,美国和中国的著名大学建立战略联盟。战略对话仍在继续。

 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方向是国际技术转让和IP的实现的有效性和适宜性。这引起欧盟的关注和尤其是中国的关注。Richard的热情关注于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如何通过强大的技术战略和创新的传递。因此,他在2006年初成立了技术管理中国协会(CAMOT)。这是一个国际论坛,用于讨论和刺激关于核心能力能够通过技术和创新的战略管理来实现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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